我的三岁生日聚会

至今，我已经稀里糊涂地生活了几十年，自然也过了几十个生日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有3次生日招待会是那么难忘。

第一次难忘的生日会发生在1996年，那一年，我在宁波江东区一家针织服装厂当收银员，平时住在工厂宿舍。我生日前后几天都是阴雨天气。不是因为工作，而是没有人懒得出门。生日那天晚上，我约了几位同事和朋友。没有询问公司老板，我就私下联系了食堂主管，在食堂借了一间包间，让食堂厨师帮我准备了一桌子酒菜。席间，敬酒、互饮，颇有仪式感地庆祝了生日。

我不是那种贪图便宜、损害公私利益的小人。另外，我在担任出纳的同时，还负责食堂的账务。我们不能让别人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。因此，在我离开餐桌之前，我向食堂主管全额支付了现金。没想到第二天下午，我就被公司老板叫到他的办公室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。

说实话，那个时代的老板只看重人才，并不关心人力。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：招一千个工人容易，找一千只小狗难。老板们普遍不像今天的企业家那么高尚。事实上，在思想普遍落后的时代，我无心冒犯了权威，却逼迫了上司，触及了痛点。

虽然这次生日聚会我也处理得不当，但想起来还是有些不舒服。我忍了半年，找到了合适的机会，凭借当时还算不错的中专文凭，最后跳槽到了一家知名企业——宁波太平鸟服饰有限公司今年的。

1997年，公司派我到杭州，在市场部担任会计。说是会计，其实工作的具体内容就是记录发往杭州各大商场的货物，获取并核对月底各商场的销售数据，然后如果准确的话发送给公司销售部，然后收到公司特快专递的增值税发票。营业员到商场收款。还有需要对市场部仓库的货物库存进行管理，对市场部每个销售人员的日常费用进行审核和报销。

从专业的角度来看，这种非独立的内部会计逐渐远离了我原来学*的专业。但正是在这份简单琐碎的工作中，我赢得了尊重。记得我生日那天中午，大家都围着桌子吃饭。席间，一位推销员漫不经心地提到今天是我的生日。王经理一听，立即说晚上大家一起去餐厅给我庆祝生日。王经理话音一落，大家都欢呼起来，因为都是年轻人，很容易开心。

那次酒会上，我们喝醉了，吃饱了之后，又去KTV包厢唱歌。我们营销部有五六个人。他们都是从宁波来到杭州，远离家人。我们都因缘分而聚在一起。我们每天一起工作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。我们是同事，就像家人一样。王经理为我安排的生日招待会，其实是一次有意义的团建活动。它滋养了同事之间的感情，增进了友谊，方便了工作。所有工作的核心，尤其是那些从事营销工作的工作，都是情商。王经理是个懂事的人，能处理好内外的上下关系。

时间一晃就到了2018年，这21年的时间过得真快，我在四个角色之间转换过。从太平鸟公司市场部会计，到雅戈尔公司业务员，再到上海霓虹儿童广场玩具生意老板，最后成为绍兴柯桥一家工贸一体的外贸窗帘公司的管理员。

1997年，我离开财务岗位时，全国范围内启动了手工会计向财务会计电算化的过渡。我错过了这段改进和进化的时期，然后我离开了这个行业21年。回去立即重操旧业是不现实的，你的目标肯定无法实现。

还好公司老板识人，把我安排在行政人力资源部。就是在这个行政人力资源部，我度过了人生中第三个难忘的生日会。当时公司规定，每个月的一个晚上，公司都会为当月生日的员工举办一次集体生日会。我们还实行部门轮换制度，财务部、销售部、行政人力资源部、生产计划部等部门每月轮流值班。

我的生日是五月份，我们行政人力资源部正好五月份上班。因此，我既是招待会的组织者，也是招待会的生日嘉宾之一。这种不需要角色替换的双重身份，才是举办一场温馨的生日会、达成相互理解的最佳方式。而且，多个部门轮流值班后，避免了因一个部门专责而造成的僵化和保守。从旁观者到组织者的转变，一定会带来创新。这使得员工的生日会更加丰富多彩、更加有意义。

时代在变，形势在变，制度在变，待遇在变，一切都在变。我第一次触及老板痛点的酒会，与朱时健瓜分企业利润事件的原理类似。我们都在错误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。

在当时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环境下，特别是国有企业下，老朱只是片面地要求有能力的人多工作，而不主张给予有能力的人应有的回报。即使一把手秘密分配企业税后利润，也是违法犯罪，也难逃牢狱之灾。这完全是一个时代扣留“拓荒者”的悲剧。

很多年后，这一影响全国的大事件中的公众人物，会被一些人铭记，被一些人抱怨。至于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小事，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，只有我知道其中的委屈。我是唯一一个找到机会和理由找到平台为自己辩护的人。

同一个人，不同的年份，不同的环境，在生日会上会受到不同的待遇——这就是老板的模式吗？难道人与人之间就是缘分吗？这是时代的红利因素吗？我想，是的！对比前后三次接待，我恍然大悟，也就放下了。

翁存峰